早在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4年到1927年这一时期，我在广州、衡阳、长沙、武汉等地，常常看到或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大约是1925年初，我有一位老同学徐鸣鸿同陈铭枢到了长沙，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拜访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同陈先生来与唐生智商量北伐的事。”我知道这就是国共合作的工作。不久，徐同陈铭枢要从湘南回广州，我听说广州的形势很好，想去看看，徐便约了我同去。到达广州后，住在粤秀路粤秀酒家。当时毛主席正兼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听说我来了，曾两次到粤秀酒家来看我，并留我在广州教书，也就是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些工作。可惜我没有同意，就回长沙。这时北伐军正向湖南前进。我路过衡阳，住了几天，曾晤到几位在北伐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的学生，使我知道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情况。在长沙时，与何叔衡、夏曦等常见面，比较谈得来，每次见到，他们总鼓励我要我多作事，也就是多做革命工作。至于毛主席，因为和我在第一师范同过事，彼此相知较深，曾鼓励我读《资本论》，并以康民尼斯特小丛书（就是共产主义者小册子）给我看。我受了影响，曾在长沙参加省农民协会为顾问，参加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讲师，参加船山学社为教师，都是与他的团结工作分不开的。为着统一办报的工作，他曾请我吃饭，此后我在报上也发表过两篇论租谷的文章。1927年春在武汉，毛主席曾鼓励我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这是两篇租谷论后一篇较长的文章，本是我替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写的讲稿，到武汉时我拿给毛主席看，他看了之后，对我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功夫的，最好在报上发表。后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一星期，影响颇好。邓演达先生看了很感兴趣。他要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去做地下工作，即嘱我去任秘书，并说我对农民运动有研究，能去最好。当时我以身体弱，痔疾亦很重，婉言谢却了。毛主席见我既不去战区农委。就叫我到他自己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在全国农民协会做宣传工作，与夏明翰很谈得来。夏当时是会里的秘书长，年纪比我小得多，又是湖南人，总把我当同乡前辈看待。我们谈起农民运动的道理来，越谈越有趣，有时他要介绍我同鲍罗廷去谈，我婉言谢却。除夏明翰之外，在武汉也常见到另一位姓夏的，即夏曦。他也是湖南人，而且是我的小同乡，益阳人。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他正在读书，也上过我的课，他是一个最能团结师友的人，我在武汉就感到他善于团结人。四·一二事变之后，宁汉分裂之前，他曾约我在汉口一家旅馆里作竟夕谈。我与他同住一个旅馆的同一房间，算是仅有的一次。所谈问题很广泛，上天下地无所不谈，归结起来，毕竟是中国的革命问题。所可痛惜的是，这次竟夕谈之后，就此永别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凡十八年中，我除1927年至1930年在上海译书卖文过日子外，全部时间都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书。在教学期间，我也常同学生作一些反帝爱国的斗争，并经常得到进步学生、进步教师的支持和帮助。当我遭到打击和压迫之时，他们几乎成了我的恩人，他们大多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我很早就感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照顾和团结。除此之外，毛主席同我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中断了的，抗战前夕，他曾有信给我，号召团结抗日。当时我住在上海老靶子路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有一天忽然接到一束卷得很紧的报纸，打开一看，其中有用复写纸写的、毛主席寄给我的信。信中提及的还有两位军政要人：一位是李烈钧，是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时的江西都督；另一位则是大革命时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提到的知识分子还有方克刚、舒新城、李达、顾颉刚。周予同等。我接到这信，除对李达讲过之外，没有对信中提到的其他任何人提起过，因为不知底细，不敢冒昧提起。李达的思想，我知道较详，故敢对他直说，并同他商量了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等。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经过八年之后，日本侵略者毕竟被击败了。1945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毛主席为着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从延安到了重庆，当时我也在重庆。有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要举行茶会欢迎毛主席，我知道这个消息，便同该会秘书长张西曼商量，如何可以同毛主席谈谈。张说，您早点来，在会场外迎接着就行了。我照着张西曼讲的做法，在开会前不久，站在会场外等候，果然看到毛主席身穿蓝布短装，头戴白色邮帽，手执卫生小棍，向会场大门走来。我迎上去握了他的手，一言未发，因为心里有些激动，毛主席大声问道：“您是周谷城先生吗？”我答：“是的。”毛主席随即以手作势说：“一十八年了！”意即从1927年离开武汉，到这次重庆会面，共分别了十八年。这时他眼里含着泪珠，我也流了眼泪。我问他过去的病好了没有，他很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这次仓卒见面之后，隔了几天，徐冰同志又约我到张治中住宅同毛主席见面，同去的还有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及郭沫若先生的夫人于立群等多人。凡此等等，足见主席念旧情深，团结知识分子及爱国民主人士之情，也很殷切。

        我是1941年由上海去重庆的。在重庆晤到了阔别十八年的老友，心情有些激动。这次由上海到重庆，以及在重庆小住几年，亲身感受到的团结，今日回忆起来，也都是令人心情激动的。1940年冬，我离开上海之前，我爱人的母亲张育民和她的丈夫卢志英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常常帮助一些青年去苏北。他们熟悉上海情况，知我处境危险，竭力劝我赶快离开上海，并帮助我奔赴内地。他们在危险区里工作，却帮助我们向内地奔，其热情实在令人感动。到了重庆之后，徐冰同志约我在章伯钧家中吃饭，畅谈沦陷区情形，并对我历经辛苦由沦陷区跑到内地，再三慰勉说：“辛苦了！辛苦了！”使我感到很大的温暖。在重庆时，有次在马路上遇到陈家康同志，他高兴极了，随即约我到莫斯科餐厅吃饭，他对我说：“恩来先生知道您来了，很想同您谈一谈。”我说；“今天天色巳晚，来不及了，改天我同你一道去见他。”可惜的是，在重庆，我一直未能见到他，因为我住北碚复旦大学，离重庆市有很长一段汽车路，有时恩来同志通知参加市区的一些座谈会，竟没有一次能如期到达。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关怀．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家正讨论要复员回上海时，吴玉章、王维舟两位同志请我到一家酒店吃饭，在座的人，现在记得的有武汉大学教授杨人？及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我们谈了复员的问题，也谈了民主间题。饭后我还写了几句短短的谈民主问题的话，交《新华日报》发表。

        1946年由重庆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解放，我同进步青年和教师一起，进行了一些反帝爱国斗争。曾同潘震亚、张志让、沈体兰等组织秘密的大学教授联谊会，会中有党员同志领导，我常被推荐为中小学教师及大学学生作一些反帝爱国斗争的报告。有一个时期，我曾受到警告，不要向学生作报告，我不理睬，仍同寻常一样，参加座谈会或在报上发表反帝爱国的言论，进行斗争。青年学生对我保护得十分周到，令人感动。离解放不久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认为我同陈望道、潘震亚等深得青年们的爱戴，曾在昆山路一座房子里，正式指定我们三人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我们没有辜负使命，解放后不久，陈毅同志即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我为常务委员兼教务长。解放前一月，也就是1949年4月26日，我曾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捕去，由学校当局负责保释出来，并具结保证随传随到。此后一个月内，精神十分紧张，幸喜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几天之后，陈毅同志召集各界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开座谈会，与会有好几百人。会议主席请吴有训和陈望道相继发言之后，叫我发言。我在发言中谈到我们“被解放”的意义，陈毅同志立即插话说：“不是被解放，而是会师。”即是说我们从里面打出去，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彼此会合之意。这话对知识分子所作的反帝爱国斗争评价很高，团结的作用很大，叫人永远不能忘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我被安排在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内。这一组共十二人，即郭沫若、李达、董鲁安、王稼祥、张奚若、丁燮林、吴有训、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和我自己。现在这十二人只剩下我一人了。自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到北京的机会多起来了，到中南海同毛主席谈话聆教的机会也不少。我到中南海谈天，主席有时留我吃饭。有一次两人游泳至天黑，即在露天游泳池旁边的布棚下吃饭。有一次吃饭，除我同主席两人外，有江青参加，当时江青很少出来见人，这次除在吃饭桌旁，对我说了一声“请坐”以外，几乎没有说过第二句话。有一次主席用长途电话要市委用飞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谈至深夜，同陆定一等几个人吃了一餐晚饭。最有意义的一次，大概是在1958年的某一天，主席竟以请客的方式约我到中南海。我于上午九时到达，主席即问我在北京的学术界有哪些人谈得来，我说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王方名、胡绳等。他随即叫工作人员把这些人找来。吃饭时，他对这些同志说：“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当时我看主席兴致很好，只好不赞一词，没有说不敢当。饭后谈至三时许才散。这一次吃饭谈天，充分说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关怀团结之至诚，十分令人感动。令人感动的事还很多，这里再举在杭州西湖刘庄吃饭的一事为例。约在1958年冬的一个晚上，主席曾以自己的飞机把我同赵超构、谈家桢三人接到杭州，我们随即由机场乘汽车到刘庄，主席披着大衣出门来迎接我们，很幽默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的睡觉吧？” 我们齐声说：“没有，没有。”进门后，四个人即围着一张方桌坐下谈天，中外古今，无所不谈。直至深夜十二时以后，就在旁边的桌上吃便饭；饭后又谈，几乎快天亮了，我们告辞出门。这时主席送我们到汽车旁，我们都说：“主席请转！”主席说：“你们先上车。”我们都说：“主席不转去，我们怎好上车。”主席却说：“你们不上车，我就不转去。”诚挚动人的话，令我们永远难忘。差不多快天亮了，我们到旅馆睡下，直到上午约八时以后，我们还末起来，主席又在外边叫我们说：“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华同志要请你们吃饭。”我们觉得却之不恭，只好赶快准备，去参加江华同志的宴会，赴宴会的有盛华同志及浙江省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江华同志举杯祝酒之后不久，赵超构同志忽然举杯起立，说要借花献佛，用主人的酒祝大家健康，言下似乎有要作自我批评之势，主席立刻制止曰：“不许可，不许可！”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这正与我在上海的一次经过相似。那一次主席指着我对许建国副市长说：“这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早得多。”许说：“是、是。”我深感不安，插一句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主席听了，大声制止曰：“没有人怪你！”这些至诚感人的话，令人永远难忘。我所感受的团结决不止这点点滴滴，现在就写出这点点滴滴，以见一般。（周谷城，1982年5月，原载《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