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丘哲虽未亲历北伐，但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书信往来，相互勉励。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致认为必须扫荡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张太雷、叶剑英（时任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等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因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而擢升为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时任广州卫戍司令，反动政府和社会舆论都指责他“勾结共党”。此话并非空穴来风，黄琪翔与梅县老乡叶剑英私交甚笃，确实也没有配合镇压起义。国民党当局欲将其逮捕，黄琪翔只身秘密逃往香港。国民党当局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约定，只要省港渡船在香港一抵岸，立即逮捕黄琪翔，送交广州市政府。丘哲在香港获知这一消息，冒着被缉捕的危险，派一同乡富商的游艇驶往海面，巧妙地避开警察，悄悄登上黄琪翔所乘渡船，将黄琪翔接上游艇，直驶日本人在香港开设的旅馆隐藏起来，黄琪翔因而幸免于难。侠义之情，让黄琪翔感佩难忘。黄琪翔在旅馆匿居一个多月，得到丘哲多方关照。

        1928年7月，丘哲与黄琪翔乘船同往德国柏林。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陈友仁等先后经莫斯科转道来到柏林，丘哲与他们在反对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演达到达柏林后，游历德、法、奥而至伦敦、苏格兰等地，并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巴尔干诸国，出土耳其经印度洋回国。旅欧期间，丘哲与邓演达函电往返，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经济情况，交流考察心得。丘哲对邓演达极为钦佩，完全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可谓志同道合。 

与邓演达一起筹划进行组党

        1930年，邓演达秘密回国，丘哲游欧经美回国后，也来到上海，与邓演达一起筹划，积极进行组党工作。他们共同主张继承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黎锦辉的住宅，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妄想将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的同志一网打尽，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遭到严重破坏。当晚7时，特务到黄琪翔家搜捕，黄琪翔当时经常在外开展组织活动，进行军事联络，每天回家很晚，特务便隐藏在黄家客厅等候。黄琪翔家人特意把一、二、三楼连同亭子间、厨房的灯全部打开，黄琪翔深夜回家，远望全楼灯火通明，情知有异。他悄悄来到住同永安里的丘哲家，丘哲的妻子是日本人，特地到弄堂口打电话，叫出租车开到丘宅门口，丘哲夫妇把黄琪翔送上车，再次帮助黄琪翔逃离虎口。

        1931年11月，邓演达遇难。丘哲极为愤怒，赋诗悼念，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獠心肝竟绝无。”疾呼：“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丘哲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贯彻邓演达的主张，重振组织，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丘哲由上海迁居香港，住在坚尼地道，参加以梅县人为主的香港嘉属商会，重点做联络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

        1933年黄琪翔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丘哲在上海闻讯，立即赶到福州。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确定了国号和国旗。丘哲出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出动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在黄琪翔的指挥下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曾参加一干会议的江董琴等5位临时行动委员会党员壮烈牺牲。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临时行动委员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丘哲秘返梅县松口。

        丘哲倡议把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革命机关“公裕源米店”（辛亥革命后改为松口图书馆）迁至松口公园，再建新馆以纪念松口同盟会及辛亥革命志士。此议得到海内外人士的支持和赞助，新图书馆1934年动工，一年后落成，崇楼高阁，备极壮观。丘哲任馆长，亲自撰文并立碑以记其事。

        1935年，丘哲到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等共商恢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事宜，响应中共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临时行动委员会屡扑屡继，经历了一次次失败。虽经过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要革命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基于这种认识，丘哲等函商在德国的黄琪翔，征得他的同意，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在香港九龙召开二干会议，决定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丘哲参加二干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书记。二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农工党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会后，丘哲多次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力促团结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丘哲积极撰写了《中国青年》一书，大声疾呼青年学生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应当站在抗日救亡的前线。他的呼声，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汉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丘哲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此时，丘哲经常与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汉口的民主人士向来往，商讨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丘哲与共产党人温健公朝夕相处，温健公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联系密切。在他们的帮助下，丘哲加强了与各党各派和社会人士的联系，扩大了团结抗战的影响。丘哲利用关系，介绍温健公到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当科长。丘哲还鼓励自己的儿子和侄辈、同乡邀集他们的青年朋友去陕北，参加民族解放大业。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导和支持下，丘哲和黄炎培等组织了“统一社”，主张民主团结抗日。丘哲的纪念册上留下了不少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坚持团结，贯彻始终，抗战必胜，建国必胜”；叶剑英的题词是“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李济深的题词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1938年3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丘哲出席了会议，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待续）

（王彝伟　市委文史专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