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回忆我参加农工党以后，我亲身经历的退出和挽留农工党组织的一段往事，也许能够映射出新时期民主党派活动的恢复与发展的一般情况。

(一)

        1953年，我在北京中央交通部工作。当时各民主党派正在为实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活动之中。为了加强自身建设，培养干部，由中共党委推荐，我被个别吸收为农工党党员。中共基层支部向我提出的要求是，希望我“交叉到农工党组织以后，要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农工党做好工作”。我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认为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很高兴。从那时起，我在组织上是参加了农工党，但在思想上并未完全参加。就是说，农工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它为什么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能同共产党合作，它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是什么以及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要交叉到民主党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我知道的很少，也没有人向我解说过。我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肤浅与模糊，也是造成我后来遇到困难便提出退出农工党的原因之一。

        参加农工党以后，我一直同农工党中央组织部保持个别联系。我当时的任务是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跟上形势。不到半年时问，作为工农调干生，我参加了全国高考，被录取到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大)。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几年，我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毕业的1957年，正赶上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损害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造成了严重后果和影响，但像我这样在基层学习和工作又是个别保持联系的民主党派成员，倒没有受到特别的冲击。所以说。我交叉到农工党十几年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思想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忧虑和动荡。

 (二)

        十年动乱，来势迅猛。史无前例。运动开始，我作为“党的训服工具”，总是抱着“不理解也要紧跟。在紧跟中去理解”的理念，观察、思考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也说些紧跟的话，实际上多半是违心的。

        当在报纸上看到包括农工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关被查封、砸烂，不能办公，组织活动完全停止，一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批斗和迫害时，自己对运动更不理解了。与此同时，自己也提心吊胆地暗自思忖，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搞到自己头上来的。

        当时．我作为一个系里的当权派，也当然地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走卒”的帽子，接受造反派的大揭发、大批判。当运动进行到深挖细找阶段，果然不出所虑，挖出了我这个“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员”。这时又被加戴上了两顶帽子：“政治上的两面派”和“修正主义的殉葬品”。一时间，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无端袭来，断续地搞了一年多，只因自己的人缘尚好，又因学校运动的重点转入迁校问题的大辩论，对我的“问题”的批判才逐步淡化下来。可是我的抱怨情绪却经久不息，因为“文革”给我思想上的烙印太深了。

        当时．我很不理解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参加农工党，是共产党推荐，组织决定的，校党委为什么不出面帮我说清，以维护一个共产党员的合法权利呢?当然，这些问题，是后来慢慢想通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党委管理的档案室被查封，党委会工作瘫痪，党委领导人靠边站，随时准备接受批斗，搞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他们保护别人的合法权利早被剥夺光了。 

        我当时的心理是复杂的。回想过去．参加民主党派，是组织上的信任，农工党欢迎，我自己也高兴，看看现在，真好像一个没有娘的孩子，越想心里越不平静，于是，萌生了退出农工党的念头，可又没处去诉说，就搁置下来了。

 （三）

        正在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逐步进入新阶段，形成新格局。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关系的“八字方针”重新确立，并发展成为“十六字方针”。意思是：在组织上长期共存，互相合作；政治上平等相待，互相监督；思想上以诚相见，肝胆相照；事业上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在新时期正确方针指导下，各民主党派不仅恢复了组织活动，而且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有很大发展，工作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建国以来民主党派工作和多党合作的又一个最好的黄金时期。

        看到新时期的新气象，我当然高兴极了。高兴之余，我又认真想了一个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农工党30多年了。起初党组织向我提出的“发挥模范作用”的要求，我一直没有机会做到。现在到了新时期，我还要继续挂着这个虚名，还有什么意义呢?说实在话，那个时候还背着“文化大革命”的沉重包袱，余悸未消呢。正在这时，听说中共中央文件有个精神：为尊重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要求原来派到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的党员要逐步退出。我认为这倒是一个机会。便下决心，向校党委递交了“我退出农工民主党的申请”，同时也抄报给农工党四川省委会。

        不久，接到农工党四川省委会组织处的复函，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中央有关文件，指的是逐步撤出派到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的中共党员同志，你不属于这种情况”。二是“从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创民主党派工作新局面有利出发，我们恳切地挽留你留在我党，因为像你这样已有30年党龄的老同志交叉在我们党内。对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开展我党工作的影响作用是很大的……”。信的文字不长，却充满热情挽留的话语，也对新时期开创民主党派工作的新局面，充满期待和信心。我读了之后，真有些“汗颜无地”之感。我立刻感悟到，我考虑问题时，目光短浅，又囿于个人得失。我立即向校党委作了汇报。校党委也完全赞同四川省委组织处的意见，问我还有什么问题要求组织上解决的?我当即表示继续留在农工党内，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赶上新形势。党委领导也看出了我的思想包袱，即决定以校党委名义写一个书面意见，说明我交叉到农工民主党的原委．并装进我的档案，以打消我的余悸未消之虑。

        至此，中共校党委和农工党四川省委会，对我留退农工党问题的处理，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们都表现出站得高，看得远，紧紧把握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的大局，因而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坚定了我继续留在农工党内的决心。在组织关系上，仍同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保持个别联系。

(四)

        1979年下半年开始，各民主党派陆续恢复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发展很快，而且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常设机构(省级委员会)。农工党山西省委会却建立的较晚。当时，农工党中央和山西省统战部正在为物色干部犯愁的时候，农工党四川省委会得知这一消息，便向农工党中央提供了我由四川调到山西，担任铁道部太原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的情况。他们即决定动员我出任农工党山西省委会筹备组组长的职务，并加强了新的筹备机构。从1986年开始．我们经过两年的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在1988年成立了农工党山西省委会，我当选为主任委员。我参加农工党30年，总想为农工党做些事情的心愿，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了。

        农工党山西省委会的筹建过程，我们碰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我亲身体验到新时期的好政策，不是都能轻而易举地贯彻下去的。“文化大革命”给人们思想上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又赶上80年代中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筹备工作的进展。个别机关干部缺乏组织纪律性，又受到社会上极少数人的怂恿和支持，整天在机关闹事，还跑到社会上大造欺骗舆论，搅得我们长期无法正常工作。处于无奈，我们不得不诉诸法律。我在山西兼任农工党工作6年，打了4年的官司，最终我们胜诉。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机关工作人员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个别闹事的人也受到严肃的批评。同时，也为省委会的建立和巩固打下政治思想基础。

        新的省委会诞生了。我当时想的很多。我认为我们在新时期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同“文革”中的困难相比。是根本不相同的。我们在新时期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首先，山西省和太原市广大农工党党员的主流思想是健康向上的，他们十分厌恶机关个别人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利用多种方式支持我们的筹备工作，他们是省委会能够较快成立的基本推动力量。我们的工作，还有中共山西省委和省委统战部的坚强领导。对于排除社会上强加给我们的困难，他们做了十分有效的工作；还有农工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频临山西指导．具体帮助我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还有山西省司法部门运用法律武器，有力地帮助我们解决了单靠行政工作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总之，建国初期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新确立。而且又向前大大发展了。（作者：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山西省委会原主委）